目前，中国七大法律部门均有了部门基本法及有机联系的法律规范，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三、《民国民律草案》关于人格权的规定民国初，司法部于1911年颁行《中华民国暂行民律草案》，实为《大清民律草案》之翻版。日本民法典第 709条规定侵害权利或法益的损害赔偿责任。
[56] 徐国栋：《人格权制度历史沿革考》，《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 年第 1 期。[11]《大清民律草案》脱胎于封建礼教，为克服国民奴性心理和强权意识，在体例与条文上循瑞士民法典先例，以 不得抛弃 而论，契合了 人性尊严既不能剥夺亦不能抛弃[12]的近代人权观念，更符合当时的中国社会场景。[54] 侵权责任法第 2 条第 2 款：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两部民事基本法均规定了人格权。[82] 前引[46]，黑格尔书，第 76 页。
从总则编的人格权规范来看，民国民法沿袭之前的两部民律草案，分采所长，并在一般条款基础上，对自由权和姓名权两个具体人格权进行规范。另外，有学者建议，将人格权与亲属法中的相关权利结合在一起，组成人身权并独立成编。[30]但从根本上讲，中国法律职业的政治命运要取决于司法体制的变革，而再进一步，司法改革的可能性最终取决于国家政治体制的演进。
联系方式：sidaliu@ssc.wisc.edu.[1]Terence C.Halliday and Lucien Karpik（eds.），Lawyers and theRise of Western Political Liberalism：Europe and NorthAmerica from theEighteenth to Twentieth Centur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7）。这些公益诉讼的实践者并不试图直接挑战国家政治体制，而是通过这一庞大体制中的各种漏洞和空隙来润物细无声地推动社会变革，这样的努力虽然在短期内不可能有显著效果，但如能持之以恒，假以时日，必将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成熟乃至政治体制的演进产生影响。[29]而在被问到您觉得维权律师的标志性特征有哪些？时，受访人的回答就五花八门了，有的强调勇敢、良知和正义感，有的强调无偿、公益、不计个人得失，有的强调对抗公权力，有的强调为弱势群体服务，还有的认为律师的本职工作就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所有律师都是维权律师。文章首先对国外法律职业研究中关于法律职业与国家关系的研究做简要综述，然后转向中国法律职业，分为规范体制、集体行动两部分，以律师业为例，分析法律职业在国家体制内外的结构性约束与政治动员过程。
（3）动员理论（mobilization thesis）。在文献综述之后，文章将转向对于中国法律职业现状的分析和讨论，分为规范体制和集体行动两部分，以律师业为例，力图呈现出法律职业在国家体制内外的所受的结构性约束与近年来的政治动员过程。
文章分为三节：首先，我将对国外法律职业研究中关于法律职业与国家关系的文献做一个简要的综述。*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特别研究员，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社会学系、法学院助理教授，美国律师基金会研究员。[5]AlexanderM.Carr-Saunders and P.A.Wilson，TheProfession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3）。可见，上述三个理论视角在理解法律职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各有侧重，干预理论强调国家和市场的宏观环境对法律职业规范体制的影响，动员理论强调法律职业在政治领域的集体行动，而共生理论则相对折衷，试图将法律职业与国家的社会结构与行动统一在同一分析框架之下。
然而，在集体行动中走在最前面的律师也为其行动付出了代价，有人被迫转所，有人被停止年检注册，他们的个体牺牲见证了整个中国律师业的职业化进程。由于数据资料方面的限制，文中的讨论基本上限于律师业，而未能涉及法官、检察官、基层法律服务、法律学者等其它法律职业，但这些职业的政治命运同样值得关注，还要期待日后的学术研究有所突破在第一维度上，法学的发展需要整合历史的观念性与历史的社会性。邓正来将这两个向度作为对全球化本身做问题化理论处理的基础。
譬如哈贝马斯将世界的去中心化区分为四种行动：目的论的行动，受规范调节的行动，戏剧化的行动和交往行动。[3]朱景文：《中国法理学论坛》[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9 页。
其二，从社会意识作用的维度上来看，法律的本土化因素可以看作是社会集体意识的表征，跟社会的历史、经济、文化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另外，经济全球化与法律全球化所踏上的也似乎不是同一条进路。
在全球化进程中，如何将主体性的中国融入开放性的场域，又如何避免这一主体性的丧失将是其中最关键的问题。这似乎是一个两难命题，因为秩序与正义之间并非对立关系，对秩序的追求同样可以包含对正义的追求，反之亦然。同样，习惯作为长期以来内生于社会的规范，具有母体社会的主体性。这样，在实现社会主义法学现代化这一最终目的指引下，法制与法学才可能超越断层效应。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经济改革的成功所映射出的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伊始我国经济学界呈现的多元化的经济理论模式与习惯。并不是说追求秩序就必须要抛弃正义，追求正义就可以不讲秩序。
这两个问题是一个命题的两个必要条件，是寻求法制的保守性与法学的创新性二者和解的关键因素。法制成为了社会的保守力量，也正是由于法律所追求的经验性的可预期，在交互行为中，才可能表现为经济交易的成本降低以及对任意性权利的重要约束。
譬如法律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并不是绝对化的概念，稳定性不等于永恒不变，连续性不等于无穷尽的时间延伸。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融与冲突，法律与规范性以及习惯性之间的分歧，都需要我们通过多维度的整体性思考来求索解决之道。
法制现代化的发展首先就是需要打破封闭的、单一化的模式，既是进入开放的场域，同时也并不应该在某一国家某一地区形成相对封闭的系统。《道德经》中强调道可道，非常道。
社会中的风俗、惯例、道德、习惯等社会既在规范因素，是内生于社会的价值尺度与评判标准，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全球化立足21世纪的本土语境，我国依法治国的战略和法治国家建构已经愈加成为清晰的治国理政方向。当今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共存形成的是对制度的适度约束，而对于个体而言影响是甚微的。我们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便需要探究两个基本的问题：我国法律在什么时候需要保守，在什么时候需要创新。
第二，法制的保守性与法学的革命性之间的矛盾同样也是需要在时空和对象这两重条件中来讨论的。与人体类似，仅仅有一个中枢来统筹整个局面是不够的，于是在法制层面上，实践性与规范性成为了关键因素。
而此处的多元主义并非是虚无主义的另一种形态，把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框架下的多元价值，实际上就是把握一种存在于独立价值之中的普遍价值。例如，它提醒我们至少从一个角度可以并且应当将历史平面化，因此我们可以自由地汲取一切我们希望并认为应当汲取的经验和知识。
【注释】[1] Philip J．Kain，Marx and Modern Political Theory，Marylan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Inc，2002，pp. 235 －236．[2] 从中国注释法学的缺憾中便可管窥法理学研究与法律生活的张力与裂解。应该按照法律本身的逻辑范式去自证还是应该参照法律的社会功效来认知，前后两者之间产生了根本的分歧，法制之水无法涉及法学之源，是为断层效应之第一重困境。
很大程度上，这一断层本身就是诸多冲突与矛盾的法律现象的集合体。我们所讨论的当今中国法制与法学的断层效应，并不是要将断层与对立混淆起来，这里所讲的断层，由于指两个不同的事物在各自发展产生了相互作用力，这一作用力促使两者向更高的层面发展，分歧抑或合契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助力。这一复杂模型的运转靠的是一种近三十余年逐渐积累起来的法律习性，凭借这一习性，才能对社会生活中各个系统和亚系统的刺激产生准确的反射。由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些全球性的问题以及对一些法律产生了新的影响和作用。
国家机器所制定的成文法虽包罗万象却也不能无所不包，并不是一个可调整所有共同体成员的所有生活方式的程式，所以才需要成文法与习惯相互补充，形成一种稳定且普遍合理的社会秩序。[21]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3 －24 页。
[7]在法制进化的过程中，并不是随着某些一般思想和观念的抽出而铸型，也不是遵循某种单一的线性规律，而是对于整个历史的观念性与社会性材料的整合，也就是说不能称其为一个简单的因果链条，前因的特异性也可能包含在后果里面，同样后果的特异性也可能出现在前因里面，如此在第一维度上法制发展的应然前路恰好又回到了法学发展的逻辑起点，如果把前者比作锁，那么后者必然是这把锁的钥匙。任何思想体系都是面朝前方的，我们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下的多元主义并不是想让它成为一成不变的定式，而是需要我们根据中国语境的变化结合理论维度与实践经验，随时为其赋予新的内涵。
这一矛盾所形成的内在张力所指向的又是同一个目标——实现由主权的中国到主体的中国的跨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之所以如此难以把握，也就是在于这两重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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